為什麼中國大陸的文藝小清新會讓我覺得隱隱有點不妥

不知怎的見到中國大陸近來火紅的文藝小青新氣象(風格咖啡館、台版書、抒情文字……)總有一種不太舒服的感覺。我一直以為自己這樣覺得是因為咖啡館的消費跟勞動人民的付負擔能力不相符；但同時國人狂買際豪華名牌我卻沒有什麼大感覺；那麼即不完全是經濟原因。那麼為什麼呢? 難道是我歧視祖國同胞，覺得他們不配享受文藝生活嗎? 今天我終於明白了。

台灣作家駱以軍因參與反核活動被台灣警方控告，張鐵志在〈你們應該羞愧〉（台灣蘋果日報2012年06月09日）引述駱以軍在臉書寫道:
「我應該給人的印象，是距離社會運動最遠的創作者，這是我的美學選擇或創作信仰（我是廢材系），但為何我突然在那段時光，被不同的抗議團體拉作夥，包括柯導的『我是人，我反核』，包括支援吳音寧的『反中科搶大圳』農民抗議，包括朱天心的『動保署成立』遊行……我想連我這樣的中年流浪漢老爸，這些不同的文學人都跑上街頭，這個執政者是否該謙遜反省，曾幾何時，文化人不站你們那邊，是否你們在不同領域的施為，已冒犯『人為核心』的價值。」

張鐵志這樣評論：
「他們所大聲疾呼的是要疼愛這塊土地，不要讓這個島嶼沉淪下去。畢竟，嚴肅的文學、電影或音樂的創作都是要去探索人的意義與價值，反思人和社會的關係中的榮耀與黑暗，所以人道關懷成為文化創作的核心。」

即是說，即使我不會同意文學是政治或社會運動宣傳工具，但既然文學，無論題材為何，最終也是指向人性的關懷，那麼真正發自內心的閱讀和創作—不是自戀的肚臍囈語—必定會觸及人道立場，那麼當我們知道就在自己不遠處發生各種被失踪、被毆打、被自殺，總不能老是小清新而不沾上一點憂慮、憤怒或悲傷吧。文藝小清新自有它自己的歷史文化底蘊，是和平社會的產物，是故當發生了公害事件，駱以軍、朱天心等文學作家還是會站出來—在雨後春筍般冒起、如世外桃園般漂亮的書店不難找到國內出版社為這些作家們印的漂亮的書。

今天我的微博被封口了。今天香港有一場二萬人參與的大遊行，悼念「被自殺」的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我只是發了幾張現場的圖片，就發現，和平時只是個別微博被刪不一樣，即使我只是發個「嗨」也不能。不玩微博事少，問題是，在如些噤若寒蟬的氣候下，即使我自我審查事必風花雪月，但老是要避這避那，欣賞咖啡的香味或精緻的室內設計摸摸貓咪的樂趣也會大打折扣。我絕對不是否定這些美麗設施的存在或否定創造它們的文藝工作者的努力--這些書店和咖啡館做得比香港的好,欠缺的只是時間的沈澱。我也沒有權利要求任何人做「烈士」行為，但至少，不要就當作什麼也沒發生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