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唔要做呢份工」vs 「我會做好呢份工」

Bow Tie曾把他的兢選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大大的打在牆上。「我會做好呢份工」。再沒有比這個更沒理想的用語了。「*做*好*呢*份*工*」。英文版是"get the job done"，要求多麼的低！當「特首」只是一份「工」。正如他以前為英國人做、現在為中共做。正如他的眾多前度同事那樣，昨天做政府，今天盡用當日的connection 做商界高層。因為，都是一份「工」。正如我身邊某些對任何「文化藝術」無甚認識只顧每天回家湊仔的公務員，都是打份「工」。而由於這只是一份「工」，你也別奢望他會做出什麼有革新性的事。如果這真是他所要對我們說的話，如果有這是一個正常的國家而我們都可以去投票、如果有超過一個候選人的話，我是絕對不會投給一個說「我會做好呢份工」的人。

電視拍到他把一張寫著「我會做好呢份工」的貼紙貼在一個小孩的衣襟上，還對他說，要做個「乖仔」。我打了個寒噤。Bow Tie，我知道你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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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是絕對做不好「呢份工」的人。我想全office 「EQ」最低者非我莫屬。今早我又大力的擲電話。曾幾何時我是很乖的，他們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現在我仍無議價的能力，只是學會了夠鐘就閃。

我不停的告訴自己，其實我不在這裡，彷彿就可以靈魂出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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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之上有「局」，他們才是話事人。只要「局」的人開聲要什麼十年來的什麼數據，我們「署」的人怎麼死也要立刻變出來，懶理你是什麼「高級XX」、「總xx」, 總之在「局」的AO之下所有人都是「妹仔」 (婢女)。自上週一聲號角之下我們翻出幾十隻「快勞」（文件夾），把裡面某些數據列出來。假設他們要的是Y項的數，其實這在我們恒常上繳的數據表是有每個case 的Y的總值的，只是他們突然要我們交出四年來Y項裡面甲、乙、丙的分項，那就得每隻「快勞」重新翻一次。更要命的是這些「快勞」的目錄形同虛設，只說日期和誰給誰的文件但沒有題旨，所以真的是一頁一頁紙的翻。翻完之後發覺這個Y數跟當初計的數不同，那就更煩。

因為這些「快勞」每隻都很重，而我們要翻來覆去的查閱 –他們今天要這個、明天要又要更詳細的分項 – 我們都沒有把它們收起來，桌面又沒地方放，於是只堆在地上。我連把它們搬上桌子又要扔回地下都覺得浪費腰力，於是有部分時間我是扒在地上做的。

我想起一個古人的故事，一個叫陶侃的每天把磚頭從這裡搬到那裡，又從那裡搬回這裡。故事指他為了鍛鍊意志，但我懷疑他是不是有點強迫症……。又，當我被命令把堆在地上的「快勞」分成A、B和C三類，又突然要從每一隻裡找出一些數字抄一次，我想起文革時的知識分子，被刻意安排去擔泥、餵豬……雖然我絕對談不上是「知」什麼，而「快勞」也不是豬，他們給我們剝皮拆骨也不會叫。

（說得公道一點，由於我輩之消極不干預，這件事的大部分都是我的頂頭上司做的。）